室教育作为一项关系到王朝治乱兴衰的文化活动，为历代王朝者所重视。金王朝作为一个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少数民族，也特别重视室教育，从而使得室成为一个文化素养较高的群体。金代文物“上掩辽而
二、金代室教育培养人才的举措金朝者为了室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虽然没有像宋朝那样设立专门的室教育机构“学”和“宫学”，但是也提供了多种途径。其中许多举措或者是在教育机构的形式上仿效了中原文化宋朝，或者是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就是以讲授中原文化为最主要的内容，女真旧俗的影响和传承逐渐式微。
总而言之，从金朝针对室教育采取的举措及教育内容来看，其对中原文化的仰慕和认同逐渐加深；皇室的教育态度也作为示范影响到民间，引起了广泛效仿，文化认同和融合的趋势不可逆转。金朝建立后，在教育的设置方面仿效辽朝和宋朝设立学校。《金史选举志一》记载：“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1151年），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世大定六年（1166年）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大定十六年（1176年）又设置了府学，“凡十七处，共千人。初以尝与廷试及室皇家袒免以上亲、并得解举人为之。”同年诏“定室、宰相子程式等第”。府州学设置的地区有很多室居住，特别“王业所起”、“室聚居”，很多室子弟入府学接受教育。
从上述《金史?选举志》的记载可见，国子监所收的子弟大部分都是室子弟及非室的贵族子弟，偶尔也收些才华出众者，金朝的国子监实际上具有与学和国学一样的职能。在设置专职教育官员方面，金朝同中原王朝一样，在东宫、王府设立官属，属蛇的属相婚配表专掌室子弟的教育。金朝宫师府内设有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等，专门负责太子的教育。海陵天德四年（1152年），“始定制宫师府三师、三少”，这些人不仅掌东宫之事，还“导以德义”。东宫僚属左谕德、右谕德、左赞善、右赞善，专“掌赞论、侍从文章”。东宫官员的人选是很严格的，海陵主张“上智不学而能，中性未有不由学而成者。太子宜择硕德宿学之士，使之，庶知古今，防”。另外金朝也很重视对亲王府子弟的教育，亲王府设傅一人，“掌师范”，设府文学二人，“掌赞导礼义、资广学问”。这些机构和官员的设置，都是受到了中原王朝的影响而成。
除了在以上仿效中原王朝设置的机构中学习，金代室子弟还可以入私塾（私人的学校）或者直接结交汉族文人从之学。在金朝有不少汉人知识、有才华者办立私塾。如高霖，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进士，调符离主簿，后“以父忧还乡里，教授生徒，恒数百人”。赵质，“大定末，举进士不第，隐居燕城南，教授为业”。这些私塾是由谙熟中原文化甚至本身就是曾经在中原王朝内任职的优秀学者开设。又如出使金朝的宋人张邵被在会宁后，“金人多从之学”，讲授《易经》，“学者为之期日升僧座，鸣鼓为候，讲说，一时听者毕至。”史书中明确记载有室子弟入私学接受教育。宋朝另一位被扣的入金使者朱弁在金朝守节不屈，开馆，“金国名王贵人多遣子弟就学。”此外很多室通过结交汉族文人来学习，完颜亮“延接儒生”。完颜允恭“专心学问，与诸儒臣讲议于承华殿。燕闲观书，乙夜忘倦，翼日辄以疑字付儒臣校证”。完颜永成自幼喜读书，晚年所学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与，接之以礼，未尝见骄色”。完颜陈，字良佐，“为人爱重士大夫，王渥仲泽在其兄幕府，良佐从之游，学仲泽书，极可观”。完颜璹与很多汉族文人赵秉文、杨云翼、雷渊、元好问等交善。可见室对中原文化特别是文化非常景仰并愿意积极主动地求学。
在与汉族文人墨客的交往中，室们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与熏陶，掌握了大量以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知识。除了官学和私学，在室家庭内部还经常会有多种形式的教育。其中一种形式是请家庭教师，受聘的多为汉族知识。熙“幼时，词臣韩昉已教之学，稍赋诗染翰”；张用直少以学行称，干曾延置门下，使海陵及其兄充从之学；宣“设学养士，辟馆集贤，体貌以礼大臣”。还对室子弟采取定时、即时教育，往往贯穿在日常的交谈之中，并且以中原王朝历史典故为谈话内容。如世曾对太子说：“朕思汉文纯俭，心常慕之，汝亦可以为则也。”此外以身示范、临终遗训等也是金朝者采用的对室子弟的常见教育方式，其内容也多为的伦理。
李玉君（1980?-），女，汉族，梅河口人。现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特聘教授、硕士生指导教师，大学院博士后，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高级班特聘主讲教授，“环渤海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小学教育教学用书编审专家组，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辽金史、北方民族史、法律史。